1950年我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回到南京等待国家分配。这时，南京神学院要开办幼儿园，缺少幼儿教师，由于我是基督徒，又是念社会学的，院方认为我的条件很合适于这工作，让我留在学院里担任幼教工作，还兼任初、高中的地理课。说来也巧，王治心老教授(王仁父亲)从上海沪江大学退休，神学院聘请他来教中文，我们就这样成了同事，来往较多，王师母(王仁母亲)对我很赏识。这位妈妈正在为他儿子发愁，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没有对象，当时王仁还在国外念书、工作，到1955年王仁回国，他立刻听从了母亲的话，还请了学院的王素贞教授做了一个现成的媒人，我就这样和王仁相见相识了。但他急需赶去北京教育部留学生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最后分配他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很快就进入了紧张的工作，我们就只能通过写信互相了解。一年后，他回南京，就在1956年7月21日我们在南京结婚了。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为了不耽误他的工作，我们和他父母就准备动身回北京。
谁知那时正是台风袭击南京最利害的一次，那几天的风力都在十级以上。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要由轮渡摆渡到江北，台风一来江心风大、浪大轮渡行驶很危险，我们去买火车票，售票处说：这么大风你们这列火车可能走不了。这样我们只能再呆一天再走。但王仁不放心，自己先去下关车站看一下，忽然，我们接到他从火车站打来的电话，声音很着急地说：“我看见火车离开站台，不知为什么又退了回来，你们还是快来吧！”等我们赶到车站，刚上车还未坐稳，火车就徐徐的开动了。我们第一 次全家北上，大概是火车特为在等候我们这四位“贵宾”吧！这次我也看出王仁做事如此仔细负责，不然我们就会误了这趟车。
就这样我们和他父母一起来到了北京，住进北大中关园三公寓宿舍。我的工作也随着调过来，分配在数力系图书室工作。我们的结合可以说是王仁母亲之命，媒妁之言吧。真正的相爱、体贴、照顾那就是以后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事了。
记得我们在同来北京的火车上，他说：“我要送你一件结婚礼物，猜猜看是什么?”我想一定是一件很有用的东西，当时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到北京，北京大学那么大，我们家又住在校外，可能是……，我停顿了一刻说：“自行车。”他哈哈大笑。我心想这位朴实无华，做事求实，体贴入微的伴侣是多么可依托的人啊！以后我们两人骑着车他去为学生上课，我就上系图书室上班。在1957年我们生了鸣燕，1962年又有了鸣真，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王仁父母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两位可敬的老人，为了让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让孙儿们专心念书，他们尽心担负起家务事把我们的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每年过年过节，家里就更加热闹，王仁的姐妹们都以北京的家为中心，团聚在老人们的身边，大家不知有多高兴。家里还开文艺晚会，孩子们表演节目，背唐诗、跳舞，我们家还有一个很好的“歌咏队”，姐妹们唱女高音、女低音，王仁唱男高音，音调和谐、优美，唱得很好听，老爷爷还来一段京剧，好不开心。
王仁工作虽然很忙，但从不忘记关心、照顾他的父母。在老母亲病重时，王仁背她上医院，王仁的小妹(大夫)教会我打静脉注射，给老母亲打抗癌的针剂。但好景不长，在后十几年(文革开始后)中，王仁的父母、大姐、六妹相继去世，我们家没有了往日的欢乐。但不久我们又有了第三代，正在我们沉浸在新的快乐之中，不幸的事发生了，就在我们结婚45年之际，我相依为命的好老伴离开了我。我总不能相信他走了，这么一个健壮的老人，天天高高兴兴地、忙忙碌碌地为事业尽力，他的容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帘，他的声音就回荡在我的身边。过去的一切就像电影似的一件件一幕幕的放映过来，在我记忆中难以忘怀，永远抹不掉。
在他来到北大，刚接到要为240位学生上理论力学课的任务时，他的心中没有底，因为过去搞过航空，教过流体力学，研究过塑性力学，对理论力学没有作过深入的探讨。所以就广览有关这门课的材料，多方请教有经验的教员，认真备课写教案，试讲中虚心听取有识者的意见和建议。这样，一课课讲下去，学期末最后一堂课，最后一句话讲完，全教室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他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他感谢帮助过的人他感谢学生们的支持、配合、理解。他感谢学校给了他这样一个好的学习机会。
他1956年担任固体力学教研室主任，1962年又任数学力学系副主任，主管力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在他日记中他写到，要加倍努力才能胜任，诚思虚心、接受老师、同事们的建议、设想以及批评，为在我国创建第一个力学专业而努力奋斗。他感到欣慰的是在学校的支持下，几个实验室已初具规模，基本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和初步科研工作，目前是如何建立一个高素质的教学科研队伍问题。他几个夜晚久久不能入睡，时而起来翻资料，时而又在桌子上写什么，经过几天的折腾，设想了几个方案，经过多次讨教，大小会的议论，最后认为他提的“请进来，走出去”和“与校外各大学、科研院所(特别是力学所)、工厂设计单位等共同协作”的方案是可行的。在教学上和许多老师、进修生、研究生一起，用多样的教学方法，通过各种渠道，提高教学质量，加深学生对课程理解和兴趣，在学生结业时向国家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他年过半百的时候，学校让他加入到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地质力学，他饶有兴趣地钻进了地质与力学相结合的研究中，査阅有关中外的参考资料、著作及文献，和地质系的老师、学生们到野外去学习，考察地质的奥秘，他甘当一名地质学科的老年新兵，和一批中青年教师一起开拓了这门新的课题，力学-地质-地震。在地球动力学领域中他力求向纵深发展，加强探索和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把研究的成果在地质学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被国际同行学者称他为“地球动力学之父”。他还在北大创办了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他任首届主任。
王仁的小书房，写字台是他最喜欢的小天地。从早到晚在桌案上不停的工作，有时桌旁都放满了文章，稿件，参考书，好像就把自己全埋在书堆里了。开始时我总想帮他移动整理一下。他说：“别动，别动。弄错了我就找不到了。”以后我就再也不去碰他桌上的“宝物”。你看他有计划的一样一样处理妥当，但过不了几天又堆得满满的。他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废寝忘食的工作。有时亲友们来看我们，他和大家说一会儿话，就说对不起，我还有东西要写。就走进了小书房。难得见面的客人和我谈论些家务事，说说笑笑，在离开时和他打招呼，说些抱歉的话，打扰他了，他总是说：“没有关系，我什么也没听见。”他就是这样专心致志的工作。记得当时写稿件都要用复写纸自己复写，化费时间很多，虽然他工作很忙，但他自己的事总是不想去麻烦别人。我总想能为他做些什么，来分担他紧张的工作，他说：好吧。然后他就把去大图查阅资料、文献的任务交给我了，因为我就在大图理科阅览室工作，到总库翻阅早期期刊、杂志都比他熟悉和方便得多，我非常高兴他能让我为他工作了。
对备课、编教材、写学术文章等等都非常认真，经常在各个校外图书馆(科学院、力学所)查阅资料，一查就忘记了时间，为了等他，家里经常不能准时开饭，碰到难题要请教别的老师电话里可说上个把小时，或登门拜访去求教。在他讲完课回来，我总要问他讲课的效果如何? 他总是感到不满意，认为讲得不够好。他会随时回到桌案上整理修改他的讲稿、教材，有时写到半夜，他会跟我说：“你先睡吧！今晚我要写得晚一些”，像这种情况是家常便饭。在他的床边小桌上放着纸和笔，半夜里突然摸着黑，在纸上写点他想到的东西，几十年的共同生活，我也就习惯了。
1984年小女儿鸣真出国学习，对爸爸工作情况，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在休士顿大学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省吃俭用，将打工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台计算机送给爸爸。当时我们挣的工资是根本买不起的。王仁高兴的不得了，在他一次出国访问、讲学时就把计算机带了回来。没有想到，下飞机就被卡住了，说是私人从国外带进的计算机一律不得入关。要么退回去，要么没收。“决不能退。”他斩钉截铁地说。虽然是这样说，可真把王仁急坏了，他马上想办法，找学校，找地震局。经过多方面交涉，以产权属于学校为名，总算把计算机取了回来。但有一个条件，在学校登记的，就得属于学校。王仁说“没问题，完全可以，只要现在能让我用上它就行”。他多需要这计算机呀！70多岁的老人开始学电脑，会有不少困难，脑子不像年轻人好使，自己用本子记下各样的学习方法，有时机器不按指令去做，他只好去麻烦懂行的老师来帮忙解决，地质系的蔡永恩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不厌其烦的从学校骑自行车一次次的来教他，把障碍解除掉。有时输入电脑的这一章不知怎么一下子全没有了，他又重新学习操作。用汉语打字有困难，汉语拼音不好掌握，工作就慢了下来，这时女儿、外孙女发挥了作用，帮爹爹打上一段。我一位老同学自编了一本简便的汉语拼音小册子，王仁如获至宝，并且对他帮助极大。后来我也去科学院老年班学了三个月的电脑，想帮他一把，但为时太晚，感到遗憾!
王仁对教师、同学在教学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都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乐观、热情、平易近人，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校内的、外单位的同志常来我家一起讨论问题谈文章，听到那间不足八平方米的小书房里很热闹，有时又说又笑，有时一点声音也没有，都在思考想如何解决问题，等到“散会”时，个个都高兴的离去。他说：“欢迎你们常来，谈得很好有收获，我受益匪浅。你们来时先给我来个电话，别扑空了。”
改革开放后，国家特别重视大学和国外学校进行学术交流，采用派出去，请进来的一系列办法来提高和追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研究的步伐，在1987年王仁担任力学系主任工作以后，在这方面尽量争取推荐一些教师出国深造、交流，特别是年长的老师机会难得，最要紧的是提高他们的外语水平，他就对他们的口语、听力进行辅导，解决他们的困难，还告诉他们有关国外教授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一般要求，要带些什么学习材料，学习笔记，如未发表过的有自己见解的文章，到国外对自己在进修中都会有很大的用处，结合着多去图书馆查阅有关最新的资料等等。学生们也来找他了解各大学对力学、地质学方面的情况，请他写推荐信，有时一天要写出好几封，但是这一点王仁把得很紧，他说：“绝对不能马虎。”仔细看他们的材料，平时学习的表现，考试成绩如何。为了保证推荐的可靠和真实，他还慎重的要学生再一次通过他的“考试”，他告诫学生一定不能骄傲，懂就是懂，不可以装懂，要为祖国争气，不能让别人瞧不起。这也是他自己的工作态度，严谨负责更是对学校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学成归来时一定要交上一份高质量“合格的成绩单”。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他推荐一位学生出国进修深造。在国外，这位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有很大进步，很受导师赏识。正在他专心学习的时候，他爱人突然得了不治之症，王仁知道后，立即给这位学生的导师写信，说明情况，是否能让他回来照顾他的爱妻(在读学位期间一般是不能中断的)，等有好转再去继续他的研究工作。这封信写得合情合理，使导师很受感动，允许了这一请求，这位学生回国尽心照料他的妻子，直到去世，他又继续回去完成了他的学业，得了博士学位。对于女同学，有时生活上的某些问题，王仁看出对她不好开口，王仁会说：“去找张先生谈谈。”或找别的女老师帮忙。他就是这样，什么都放在心上，只要他能做的他都不放过。
1953年在美国留学的爱国赤子，共同商议如何争取早日返回祖国，报效祖国。在反对美国政府扣留、阻挠中国留学生、专家回国的斗争中，王仁面对美国移民局的刁难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要回去，我是中国人，有自已的祖国，有我的亲人在望着我”。有力的反击移民局的阻挠，已成为他们的佳话。在美共事的朋友来访时，每当谈起那段事，总是有人重提王仁这句直言相对，刚正不阿，要回祖国，坚定信念的话。
回国后，早已将他的过去，竹筒倒豆子全交待给组织。在向党交心的运动中，他抱着相信共产党，对党忠诚的态度，又把自己对社会，对教育的意见和建议真心地吐露出来，而这种坦诚却在“文革”时写在大字报上，他感到痛心的是作为靶子又打在自己的身上，成为自己的罪状，还诬陷为美国派进来的“特务”“特嫌”等等。开始他想不通，伤心地流泪说：“为什么不相信我！”我安慰他说：“你放心吧，我相信你。”后来终于他想通了，“我既然可以向党做交待，让大家知道又有什么关系。我心里坦然，问心无愧。”他对我说：“我坚信党绝不会怨枉一个好人！”可王仁慈祥的母亲心里着急，她的一对儿女，大姐王雅子在天津女六中任副校长，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化学老师。当时中学老师被迫害的最利害。在那种形势下，这姐弟二人是老人最担心的，怕他们会想不开，但他们都安慰老母亲说：“你放心，我们决不做那种蠢事，事情最终会搞清楚，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我们相信群众，相信党。”到1979年4月中共北大委员会对王仁的过去作出了结论，“在1955年冲破阻力，离美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爱国行动，未发现有任何政治问题。在国民党时期的一些事情早在回国后作了交代，系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他对党真是无怨无悔。正是他对党的一颗赤子之心，终于在198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1998年8月份他要去德国开ICTAM执行局会议，同时也邀请我去，当时我们正在休士顿小女儿那里度假。我们预备从德国返回北京，就在我们预备要出发的前星期的半夜，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女儿立刻叫来救护车，送我去急救站，第二天转去心脏医疗中心，检结果要立即动搭桥手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老伴王仁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心里感到踏实，得到安慰。做手术那天，王仁和女儿在外面等候，别提他心里有多着急了，在休息室里拼图来稳定自己的心情。手术做得很成功，他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回到女儿家，因为我上楼不方便，只好把楼下女婿的书房腾出来，摆了一个矮床让我睡，在我旁边，老伴睡在一个气垫褥子上。从医院回来休息的这两个多月里，他白天黑夜地尽心的照顾着我，准时喂药、量表、陪我散步，做深呼吸。在我需要他的时候，用闹钟代替铃铛，夜里好把王仁叫醒。还要陪我常去医院复查，他都办到。他做事就是这样认真，他把我这次生病的经过一一记录下来，好像在写“书”。这段时间他也累坏了，但他在我面前总是那样乐观，高兴的为我服务，还和我开玩笑，我说：“别逗我了，再笑伤口要裂了。”就这样我一天天在好起来，为了我的病，他没有能去德国开会，我感到非常抱歉，因为在会议上他有好些事要办，发言、申请在北大召开亚洲力学暑期班、请名教授来讲学等事宜，这次会议很重要但他没有能去参加，深感遗憾!
王仁有这样健康的身体和他爱好运动是分不开的。在中学、大学运动会田径场上有他的身影。游泳是他的专长，在美国布朗大学念书的时候，同房间的林同骥又教会了他溜冰，在冬季北大的未名湖冰场上他也是常客。我们的女儿游泳、溜冰，他当数练。我父亲是一位体育家，我的游泳也是从小就学会了，但结婚后就没有陪他一起游过。一次，他对我说：“你下水我请你吃烤鸭。”但我始终不馋，没有下水，他幽默地说：“该我没有口福。”在系运动会上他得过奖。有时下午他很晚才回家，问他上那儿去了，下班后他又和同志们玩起桥牌。在春节公休或放长假时，也常常邀请同事一起玩麻将，有时自己工作累了就调节一下脑子，在计算机里玩起桥牌，赢了就哈哈大笑，说计算机上牌很臭。在他退休后我们也买了游园年票，爬爬香山，去颐和园散步。他的游泳在冬、夏季从不间断。2000年8月在他要去芝加哥开 IUTAM会议前夕还在为他游一万米的目标“奋进”。一起在场的游泳伙伴都说“这王老真棒”。
记得王仁退休后，在1997年10月，我们到美国鸣真家那段情景，我们住在休士顿郊外，我照看外孙女，天气好的话我们每天早晨带着小浩浩出去晒晒太阳，推着小车在小区周围散散步，和孩子玩的很开心，有时逗得孩子哈哈笑。在鸭湖看野鸭戏水。休士顿的夏天是很炎热的，游泳是王仁最高兴的事，有时女儿带我们去听音乐会，或出去郊游欣赏大自然的风光。这是一段多么快乐、美好的休假。
2000年8月26日王仁去参加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 TUTAM)，也是他做了4年执行局的委员的最后一次年会(1996年—2000年)。他这次回来我觉得他有些消瘦，我问他感觉好吗？他说：“还好，但有时觉得很累，我以后不出去开会了，让年青的老师去吧！”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国，更没想到癌细胞已在他体内扩散，9月下旬正逢中科院院士一年一次的体检，我陪他到中日友谊医院，楼上、楼下的一项一项的检查，轮到他到B超室去，进去了很长时间没有出来，我看到两个大夫仔细的在屏幕上指来划去的说些什么，看见我在一旁就问：“你是家属？你去让陪同北大院士来的大夫过来一下。”当时我一点不懂，但就感到情况不妙，大夫说胰腺占位(就是有肿瘤)。要告诉校医院，对病人要进一步检查，我立刻像一块大石头重重的压在心上，大夫还问他体重有否减轻，背疼不疼，饭量有否减少，他都一一否认了。王仁还乐呵呵的说：“怎么检查得那么仔细”。我真的盼望没事，但毕竟是事实，接着我们又去合同医院三院检查，消化科、内科、做B超、做CT，结果都是一样，三院李盖农大夫说：“看胰腺，协和医院是很好的。”三院帮我们转到协和，又再检查一遍，做了核磁共振，就这样证实了胰腺癌晚期伴肝转移。大夫对我们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该说的我都说。现在有几个方案，一则动手术，岁数已八十，开刀怕体力支持不住；二则介入也痛苦，要是六十几岁，身体健壮还能做；最后建议化疗再吃中药。在我们了解这些情况后，王仁还是异常平静。在离开协和医院时，在医院大门内有一书有各种介绍医疗方面的书籍，他站着不动了，眼睛盯着一本书，我看见了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心里实在难受，立刻拉着他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该找地方吃饭，走了没有几步，他借口说要去洗手间，等他回来看见他手上拿着一本书，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翻阅着，像在审阅一篇论文，更像在看一个重要文件，有的地方，回家后还用红笔划上。晚上他上床休息后，我在书房看见书桌中间抽屉里放着那本书，题目是关于胰腺的一些问题，在一页上他把它折了起来，上面写着胰腺癌最多活三个月到半年。这是给他判了死刑。我着急，我害怕。怕他要离开我，在他面前我又硬装着镇静的样子。他的表现和往常一样，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和老师们讨论问题;到科学院图书馆查资料以及照样去参加些会议等等，朋友、同事们看见他总要问：“王老师你最近身体好吗?”看着他在消瘦，但他总是微笑着说：“我很好，吃得下，睡得着”。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病情，他的痛苦，而更不愿意让朋友们为他担忧。他小妹王礼是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从她那儿带来灵芝孢子胶囊，适用中老年及体质虚弱者，说对癌症有好的疗效，加上协和开的中药，还为他买些甲鱼煲烫给他喝，增强他的一点抵抗力。在2000年2月8日他写给他小妹一直未发出的信，他写到：“经常接你打来的电话，听到你乐观的声音十分高兴，我们很好，让你挂念!我实在说来还是蛮好的，就是精力不如以前了，也有时有些疼痛，大便需要使点劲，现在我天天吃麻仁丸，会觉得好一些，体重保持在60公斤，吃饭吃得少些，也少不了多少，基本正常，寄来的药已吃了三包，每包九盒是一个疗程吧?我就要去再做一次B超，看看第二次的疗效，第一次消去一半，这第二次我希望再能去ー半就好。我大概下星期二去做B超，有结果会告诉你们。”王仁真的盼望自己能再好起来，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做呢!
王仁的日记写到2001年2月14日为止，后面就再也没有写下去了。他这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2月14日情人节，上午在新房和静一起整理了一下，搬过去的东西，由于事先没整理好;书还是很乱，真的整理成力学类、数学类、地质类还得化不少工夫。中午又在嘉和吃的饭，(这几天搬家，家里就不开伙了)很多年青人在那儿吃，还有人吧！报载玫瑰要20元，甚至60元一朵。下午2点到4点半，讲了近二个小时(最后一次上课)由于没有整理成文章，讲得还是有点乱。课后回来路上去球系办公室和蔡永恩、赵永红两位老师聊了一会，(仍放不下工作)觉得有点累，晚上坐在那里打瞌睡，静说：20号前要求搬出306(中关园49楼)看来是来不及了。”结果我们还是提前迁出了306室。就在2月18日我们搬进蓝旗营小区的第三天，王仁再也支持不住了。在新房只住了三夜就住进了校医院，把一个肿瘤科急救室腾出来做了他的病房，知道他病的同事、朋友们都来看他，送上鲜花，到2月28日转去协和医院，他很满意他的病房环境舒适整洁，他自己可以安静的休息了。这时，校领导、亲友、老师、同学都去看望他，有从南京、天津、贵阳、湖州等地赶来的，这是最后一面了。插着针管的手，还不停地和他们握手，还不断谈论他们的工作。我要每天晚上在他身边陪伴他，孩子不同意，因为我也动过大手术，怕我白天黑夜这样下去会吃不消，夜里就请了一位很好的护工照顾他。我就一清早从蓝旗营坐公共汽车去医院，晚上再回家休息，有时车挤我去晚了一点，王仁就要问“妈妈还没有来”，他多么需要我呀，我也不能离开他。住院后他就不能进食，全靠点滴维持生命，病情在慢慢恶化，接着半身瘫痪，连说话都不清楚了，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在这种情况下大女儿、女婿、外甥女及女婿轮流值班照顾他，小女儿鸣真从美国带着她的大孩子浩浩赶回来，看见爸爸这样的情景，泣不成声，因为在2000年12月下旬他们全家四口刚回来团聚过，爸爸还是好好的，就是消瘦一些。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鸣真几个晚上陪伴着爸爸和他说话，安慰他，她还带来一个小录音机，想录下爸爸的讲话，只听到他断断续续、摸摸糊糊地说着什么，可见脑子里有很多事要讲，但已听不清楚他讲什么，太遗憾了。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工作鸣真不能久呆，知道她要走，爸爸哭了，这一走就是永别啦!在我陪伴他的时候，总是紧紧握住我的手，我就想起王力教授说的一句话，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像“秤离不开砣”那样重要。我默默的祈祷能让王仁不要离开我们。大家都需要他，他不该走!但太晚了，慢慢地，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最后和病魔抗争了6个多月，他太累了，支持不住了，在2001年4月8日上午10时48分因晚期胰腺癌，呼吸循环衰竭，离开了我们!那天正好是个礼拜天，天气很好，我们都在他身边，他安详的睡了，走了，在上帝那里好好的安息吧!
我最最亲爱的老伴——王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