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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的怀念

蔡永恩
北京大学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北京 100871

王仁老师走了。他是在融融的春光里,在绚丽芬芳的鲜花中,在他辛勤培有的学子和他的同事、亲友的目送下,听着平和、悠扬的乐曲,安详地走的。他那崇高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他的高尚品行,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之后,时至严冬,有很多人还住在临时搭起的简易抗震棚内,有的工矿企业仍不能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人们迫切需要回答在这次地震后,京、津、唐地区的地震危险性究竟怎样。面对这样一个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建设的科学难题,王仁老师主动地组织地质系的一些老师开展了地震迁移的研究工作。当时北大只有一台供全校教学与科研使用的自行研制的晶体管计算机,计算速度很慢。机时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午夜乃至凌晨到北大北阁机房上机是司空见惯的事。冬天,不管夜里多冷王仁老师从没迟到过。他总是精神饱满,身先士卒,和我们一起上机、修改数据和分析计算结果。当时数据和程序的载体是纸带,每次我修补完纸带,他都让我进行反复核对,检查数据是否正确,纸带粘牢了没有。他那用剪刀镊子、胶水和补孔板修改纸带时一丝不苟的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

王仁老师积极参与和国计民生有关的科研工作。20世纪80年代,他带领我们参加了1962年广东新丰江水库地震机制和未来地震危险区的研究工作,探讨水库注水对构造应力场、地震的孕育和发生的影响。当他得知大庆油田有的采油厂出现井管变形甚至损坏而严重影响生产的问题时,就立即组织我们参加这个项目,用有限元方法研究由于油田地下注水导致的地应力场的变化,探讨造成这个问题的可能的力学机制及解决方案。20世纪90年代,世界地球动力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为了使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王仁老师提出了东亚大陆地球动力学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国地震局同行的积极支持。后来被国家科委批准为“国家攀登预研”项目。他特别关心我们承担的课题,经常询问课题的进展情况,和我们一起讨论应力场反演中的时间因素问题,并把最新的有关文献介绍给我们。

在王仁老师病重入住北京大学校医院的前一周,他还拖着孱弱的身体来到学校,同我们一起讨论他的博士生的课程安排和研究方向,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对每一门课的必要性和有关内容都分析得很仔细,特别强调对地学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和难度要有充分的认识,并建议他的博士生选一些地球科学方面的课程和关注与地震破坏有关的理论问题。他还向我们提出了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的地震中锅炉烟的破坏力学机制问题。从他那深邃的目光、清晰的思维,有谁能相信他竟是一位80岁高龄的癌症晚期的病人呢?王仁老师病危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仍关心着我们地球动力学方向的科研进展。就在他辞世的前两周还特意把我叫到他的身边询问有关情况。他建议我们的讨论班要多请一些地球物理和地质方面的人参加,让我们的学生多听一些与地球动力学有关的研究进展,还特别告诉我今年10月份有一位国外力学家来我校力学与工程科学系访问,不要错过他的报告。这时他的左半边身体已经失去知觉,吐字也含混不清,说话非常吃力,但是他仍念念不忘今年1月26日的印度地震,和我讨论与印度地震学者合作的可能性,并让我同他们联系看是否能用我们的数值方法,分析一下这次大地震后应力场的变化和未来地震的危险区。

王仁老师曾经担任过国内外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他审稿非常认真负责。记得一次在他出国的前两天,我请他审一篇我的英文论文。为了在他离开前能把文章审完,他整整看了一个通宵,审得非常仔细,连每一个标点符号和每一个拼写错误都不放过。有的词汇我使用得比较频繁,文章显得呆板;有的词汇不符合英语国家的习惯,他都逐一改过来,而且对使用不当的单词,还拿来词典向我做详细解释。还记得去年冬天,一场大雪刚过,路上很滑,为了弄清他审阅的文章中的一个问题,他特意到图书馆翻阅文献。这时,他的面容已经明显消瘦,正在治疗胰腺癌的过程中。王仁老师生活十分简朴。1998年深秋,我同他到上海开中美地震研讨会,考虑到他是近80岁的老人,我建议他乘飞机去,可是他坚持要坐火车去,并且说,这样既不浪费时间又省经费,睡一个晚上就到了。在火车上,我原来打算同他一起到餐车上吃晚饭,他却请我同他一起吃他从家中带来的方便面和熟鸡蛋,对面卧铺的人得知这位老人不但是北大的教授,而且还是中科院院士以后都投以钦佩的目光。王仁老师还十分注意节俭,至今我还珍藏着他给我的一些特殊的随笔或便条,它们都是利用使用过的纸的背面书写的。他打印文件时,能利用使用过的纸打印绝不使用新的。来信的大信封也都放得井井有条,随时准备有机会再利用。

王仁老师非常关心青年教师、学生的成长,时刻想着为他们创造出国学习和研究的机会。我们地球动力学方向毕业的硕士生自1979年恢复研究生制度以来有近40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王仁老师介绍、推荐出国的。1987年,他派我到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执行一项合作研究项目。这是我初次出国,而且科研工作难度很大。临行前,他特别叮嘱我要努力、虚心学习,把工作做好。1991年他又支持我到美国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质与地球物理系进行合作研究。一年后,这个学校的材料与矿业系教授、国际著名岩石力学家 N. G. W. Cook 需要人合作研究和开发一种新的解决不连续变形体动力学问题的数值方法。王仁老师大力支持我参加这个工作,并谆谆教导我要把自己的脚牢牢地扎在中华大地上。1999年首届地震模拟国际研讨会主席邀请他到澳大利亚参加这次会议,他却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并对我说,这不但对你是一次锻炼的好机会,而且也是让人家了解我们工作的好机会。王仁老师对我要求十分严格。1994年我从伯克利回来,他就鼓励我读在职博士,在学术上接受更进一步的训练和提高。由于1995年我又赴伯克利合作研究,此事就搁置下来。1996年我完成合作研究回国后,他又鼓励我申请跨学科博士学位。使我终身遗憾的是,我未能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实现他对我的这一愿望。

王仁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这些可贵的精神将永远鞭策和激励我奋进。他所开拓和耕耘的地球动力学园地一定会生机勃勃,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