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仁先生接触较多的应该在1978年以后。因为当时“文革”结束了，我的工作已从研究调至学会工作。当时学会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面临着恢复和发展。我在学会里主要是搞学报工作。《力学学报》也是刚刚恢复，王仁先生在文革前就是学报委，1978年学报复刊后第三届编委会任副主编、1986年第四届学报体制有变动，取副主编建制而变成常务编委，王仁先生又任常务编委等。总之，很长一段时间王仁先生都在《力学学报》担任职务，负责一些学科的审稿把关工作。初做学报编辑的我负责处理大量的稿件，而且多是往来在专家间，他们的渊博知识和爱国敬业精神，深深地教育着我，使我受益匪浅。记得1978年秋的一个下午，第一次我抱着一摞稿件送给王仁先生请他审稿。王仁先生把我让进了他家的工作室里，问了我从研究室调出的情况。我是在文革期间，带着身心受到创伤后而走上这一新的工作岗位的。当谈及那记忆犹新的过去时，不免带着感伤和忧怨。王仁先生听完后则鼓励我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人的一生总会有这样、那样挫折，我不是也受到误解吗? 关键是自己不要倒下去，你还很年轻。其实学报工作很重要，是一块学术阵地，这里不仅是交流成果阵地，也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地方。”“为他人做嫁衣裳，做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王仁先生一席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使我感到亲切和温暖，王仁先生是怀着满腔热情，克服种种阻力而回来报效祖国的，然而在文革期间却受到诬陷、迫害，这是一种心灵深处的伤害，我是能体会到的，应该说是很难愈合的，然而王仁先生却满怀深情的对我说“一切都过去了!”这是一种多么宽大的胸怀!对学报这一工作一席话也使我感到老一辈科学家很重视这项工作。因此，多少年来，对这些工作我从来都不敢懈怠。

《力学学报》是钱学森、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创办的力学学科综合性的刊物，学报编委都是由各学科的带头人、知名学者组成，“三严”精神一直穿着学报工作的始终，而且编委的工作从来都是不计报酬的。王仁先生自学报成立时就被聘为编委，在20世纪80年代，王仁先生当时任职很多，而且身跨两个学科领域，工作很忙，然而王仁先生对待学报工作，是非常认真的，为学报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最初编委会是三个月一次审稿会，后来是二个月一次，很快又改为一个月一次审稿会。这是常务编委的主要工作会议。每逢开审稿会时，王仁先生只要是不出差，每次都准时到会，而且对自己主审的稿件一篇篇的认真介绍给到会的常务编委，扼要地介绍文章内容，指出文章的主要优点和不足之处，并很负责任的提出对稿件的处理意见。而对别的编委介绍的稿件时，则是仔细地听，并及时的提出问题。记得20世纪80年代由于稿件很多，每一次编委工作会议都要开6-7个小时，而王仁先生都始终坚持，直到散会，从不无故退席。冬天，天又短，黑黑的，又冷又饿，然而王仁先生和其他常务编委一样，散会后便骑着车回家了。

对待稿件的审理，王仁先生更是倾注了自己的最大的热情。有的文章，王仁先生对其公式进行过推导，指出作者“有一项符号错了，这样所得的结果就不对了，请作者仔细核实……”“由于不是小量，作者不应忽略……”“公式中似乎缺了项……，导致作者所得结果有误。”等等诸如此类的具体审稿意见，在王仁先生所处理的稿件中，常常如此。每当将这些中肯的意见转达给作者时，常常收到作者的来函，对所指出的错误和问题表达了感谢。对拿不准的问题，绝不轻易下结论，而是提出问题，在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对立论、模型的建立有问题的文章，总是以“值得商榷”的口吻提出来进行讨论；对不属于他的学科范围的文章，王仁先生也能坦率的说“我不懂”、“不熟悉，请找……先生审阅”。总之对待稿件，一丝不苟，朴实无华，这种求实的精神，给我很深的教育。

王仁先生对有些文章的深度不够时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个问题，前人早已解决，请参照文献……”“这类选题太陈旧，希望能找一些与国民经济建设有关的课题来做。……”也有的直接指出“这是三、四年级学生的大习题!文章虽然无错误但不宜学报刊登，希望作者能花些力气做工作……”王仁先生对于边远地区的作者投来的稿件，则倾注了更多的心。我记得对新疆、兰州的一些作者投来的稿件，涉及到铁磁材料、冻土、治沙方面等有关内容的稿件时王仁先生总是以极大的热忱关心，对他们有的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使其修改、发表，有的则不能，虽然文章暂时达不到发表要求，然而王仁先生却记下他们的名字并在日后与他们联系、给他们以指导、介绍资料等等。王仁先生说:“这些同志不容易，他们在那偏僻的环境里搞这些题目太不简单了，缺资料啊!要多帮助他们一些。”

由于学报编委的任期也有时间年限，当王仁先生任满三届后即不能担当常务编委和主编了，但王仁先生仍然很关心学报工作，在我任常务编委和副主编期间，王仁先还为了提高刊物质量，为了使学报与世界接轨，还主动地将国外著名期刊的审稿办法和各种表格带给我，让我们在改进工作时参考。

王仁先生以非常朴实的工作作风，求实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的为提高刊物的质量作出奉献，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王仁先生1990年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第四届理事长，在此阶段，与王仁先生接触亦更多了一些，王仁先生对学会工作极为认真负责，为争得学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扩大影响，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IUTAM会上积极争取在国内召开有影响的学术讨论会，作出了大量的非常有成效的贡献。在研究工作时，非常严肃，严肃得甚至让人发冷。然而工作之余又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譬如在1985年王仁先生开完了国际强动载荷会议的审稿会后，大家去游普陀。大家兴致很高，王仁先生带头做怪像，把大柚子顶在头上走路，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当我也学着把柚子在头上时，王仁先生却悄然把这个镜头拍了下来。又譬如在国际会上王仁先生组织了几次国际会，特别是在做理事长后，组织的IUTAM在中国召开的高级研讨会上，王仁先生做主席，在宴会上当正式讲话都结束后，王仁先生就主动出来表演节目助兴，活跃会场气氛。每次王仁先生都表演拿手好戏“两只老虎”边唱边做动作，中外代表无不开怀大笑。一次，王仁先生表演完了就拉我们学会办公室同志，非让我们表演节目。我们办公室同志虽然年轻人很多，但却是老气横秋的。有些人虽也有很好的文艺细胞，却被我们这些人带的死气沉沉的。王仁先生却发动了全体代表一遍遍鼓掌，我们实在无法脱身，只得全体上场，临时表演大合唱，唱什么呢? 没一点准备，最后不知谁说了句就唱“团结就是力量”吧!大家鼓足了劲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唱到“向着法西斯蒂开火……时，面对着台下的那么多的欧、美客人，大家都感到不是滋味了。王仁先生后来对我们说:“下次你们要好好地准备几个节目。”我们答应着，然而却始终未能实现。王仁先生乐观、豁达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2000年底王仁先生出国参加IUTAM会议执行局会议时，精神还很饱满，虽然感到有些消瘦，走起路来却仍然那样矫健。后来听说王仁先生生病住进了北大校医院，我一直认为，王仁先生以他平时的体魄会挺过去的。再后来，听说住进协和医院了。此时，我已感到问题的严重了，但是当时工作较忙，迟迟脱不开身。武际可、王振东、邵秀民等老同学去探望了，电话告诉我王仁先生的病情，知道在病中还惦记着那篇待发表的文章以及谈了今后的科普工作……我深受感动。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决定第二天就去看望，恰巧何明民那天晚上来电话，问及王仁先生病情，并告诉我说，有一种新药，药力较好，希望将此消息带过去。第二天我和学会领导、所领导一起去协和医院看望，然而王仁先生却一直昏睡着。探望期间，一直没能说上一句话……望着在病榻上那消瘦的面容，泪水夺眶而出，我暗暗地责怪自己，来退了!不久噩耗传来，一代宗师走了!留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回忆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