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仁先生是在1974年。
当年1月，《力学》被批准出刊。董务民和我到中关村北大技物楼去拜望他，向他约稿。那是令人不得安宁的年代，“文革”风暴并未过去。正值春寒料峭，技物楼里阴冷冷的。室中几把木椅，几张两屉桌，空荡无物。王仁先生穿着四个兜的暗蓝色的涤卡旧制服，整齐的乌发已有了几根银丝，眼镜下一双和蔼的眼直视着你。听说他从干校回来不久，初次见面，我竟不知说什么好。王先生亲切地招呼我们坐下，首先关心《力学学报》可有希望复刊? 钱学森先生常来力学所吗? 我们摇着头，解释说：《力学》是刚被批准的唯一公开出版的力学刊物，但被划定为“中级科技期刊类”，可作“研究报道”，不登论文。他默默地点头。我向王先生说起，因为受到周培源先生在北京新疆办事处召开的“力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座谈会”的启发，想在《力学》中多宣传一些力学与其它学科结合的新思路、新方向。知道王仁先生已向地质力学方面开始工作想请他多加指点，并写些文章。他笑着说：“我目前的任务是做学生。”他让我们先向地质界去约稿。“请地质界的老师们先给我们讲一讲吧。”
随后，他问起我的情况。当他知道我是学水文工程地质的，非常高兴，“呵!以后给我讲讲地质。”闲谈中，扯起政治运动。我说，我的罪名是“修正主义苗子”。那时候，我还年轻，一说起这些无处可诉的委屈事，禁不住眼泪就要往下淌。王先生拍拍我，沉默许久，诙谐地说：“你是‘苗子’，我们就是‘根子’咯。没关系，没关系。”就这样，在我以后20多年的学会和学报工作中，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王先生，觉得他是一位熟悉、亲切而又可信赖的领导与长者。
遵照王仁先生的意见，《力学》创办初期即积极地向读者介绍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概论》,介绍当时在大连召开的地质力学经验交流会，并陆续约请了一批地质学家发表文章。如：时任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所所长的孙殿卿教授为力学界专写了“努力开展地质力学研究”一文；潘立宙教授的“地质力学的几个力学方面的工作及其展望；金汉平教授的“岩有变形的特性及其时间因素”；黄庆华教授的“地质力学中几个典型构造型式的初步力学分析”等等。他们可以说是为力学工作者最早上地学课的老师。
1976年，王仁先生在《力学》第二期发表了他跨入地学领域的第一篇综述文章“地质力学提出的一些力学问题”。凭着他深厚的力学功底，加之对地质、地学方面的努力学习，他一一介绍了如断裂、褶皱、全球性应力场、区域性应力场等的力学分析理论与方法，提出需要力学工作者配合解决的课题，最后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作了简单讨论。这篇文章通俗易懂，让学地质的人学了些力学，也让学力学的人懂得了一些地质概念。
在1978年的全国力学学科规划会上，王仁正式提出了“地球构造动力学”这一学科名称并被公认为是力学的第二个新的生长点。王仁被指定为地球构造动力学学科规划组的组长和起草人。他约请了地质、地理、地球物理、地震、岩石等多方面的知名学者，共同讨论。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会议写简报，作学术调研报告，提供各种学科论证材料和研究计划、课题设想。他提出：要充分运用现代力学的成就，深入揭示地壳运动的规律和本质，将地质力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往高里提。要从地球的动力、大地构造以至更大的时空环境来建立地球构造动力学的基础。他期望国家科委将全国有关力量团结组织起来，制定全面规划，加强研究的计划性和组织协调工作，并建议将力量适当的优先集中在某些地震地质关键地区和工作较成熟地区的研究上。在学科规划分组会的记录中，有王仁发言的一段话：“我热切地期望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会形成对亚洲大陆有实际意义的，具有自己观点的地球动力学理论和其独特的研究途径和方法。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这段话后来被记入“地球构造动力学”直属专业组初期活动的《纪要》中。
随之，1979年在《力学与实践》首卷首期上，王仁发表了“地球动力学简介”一文，介绍了学科的特点、研究任务与对象，基本理论与方法，并为今后工作提出了6个重点研究课题：
- 第一，开展岩石在不同温度、围压、裂隙水等环境条件下的流变、强度、破裂等性质的实验和理论研究，提出构造地质体的本构关系，建立力学模型；
- 第二，在应用地球物理方法、遥测和空间技术，对地壳深部的结构和应力状态进行探测时，进行地壳深部的热动力学和流体力学分析；
- 第三，构造动力学分析，特别是中国的构造特性；
- 第四，地震孕育、发生、震后效应的力学过程研究；
- 第五，全球构造运动的动力学分析，包括动力源；
- 第六，构造动力学反演理论和计算问题。
王先生率先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号召。他带领他的同事与学生，在后来的数年中，在地球动力机制、水库地震孕育、岩石断裂及大地构造、板块运动等多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科学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1979年，王仁、丁中一、殷有泉编写的《固体力学基础》一书出版。这是一本主要供地质专业的学生和一般地质工作者学习使用的力学基础性教材。直至60年代至70年代初，我国地质院校的课程安排主要学前苏联，数理课程程度很低，力学课程更是极少。地质工作主要靠野外实地勘测，一个罗盘、一把锤子，以定性描述为主。70年代末，随着地球物理、遥感、自动化技术逐渐发展，地学界普遍重视了数学力学的教学。这本书适时地在地质界起了促进作用，并成为我国地质院校力学教学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有人说，王仁先生之所以转而研究地球动力学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偏见，上边限禁他进入“北大200号”(尖端军工项目)。我想，这固然给逆境中的科学家添造了创伤与困难，但作为一个成熟的塑性力学、固体力学大师，他的转向是必然的：是他不断探索与进取精神的必然；是他久站学科高处已然蕴育成的与天夺势的气魄与智慧的使然。周培源在1978年力学规划会上就对我们说过：“王仁去作这方面的工作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他能把几个学科的带头人聚合起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王先生在《力学》1977年第3期“地震预报中提出的一些力学问题”中写道：“经历了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地震，经历了邢台(1966)、河间(1967)、渤海(1969)、海城(1975)等一系列大地震，作为地球构造力学工作者，有责任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他以他纯真的忧国忧民的一颗科学家的良心，在花甲之年、在已是功成名就的情况下，又义无反顾地向着“地学”这个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也是极端复杂困难的领域，率先自愿地去吃这第一口螃蟹，这是何等的大智大勇。
王仁先生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1994年后，他一直被常务理事会聘请为名誉理事。他关心学会，注重发挥学会的作用。
为了开展学术交流，培养人才，王仁花费了极大的心血，组建地球构造动力学专业组。他亲自到地球物理、地震、地质、岩石等兄弟学会拜访，与中国力学学会一共同于1981年4月在兰州召开了第一届地球构造动力学学术会议，受到甘肃省地和中国科学院兰州渗流室的热情接待。王仁先生在会上作了关于“地球应力场反演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报告。会上发表了30多篇研究论文。重点是讨论地球构造运动及动力来源及岩石圈介质的力学性能理论和试验研究。在总结会上，代表们说：“我们现在的工作水平还不高，我们还各说各话(指学力学的不会说地学，学地学的不会力学)。但我们总算是开始了，以后就会有共同语言。”大家一致推举王先生任专业组第一任组长。从此，在王仁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在四个学会的轮流支持下，地球构造动力学专业组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交流会。每次会前，王先生总是与专业组领导成员一起，认真准备工作报告，确定交流主题，审查论文。他特别注重学科的工程应用背景，说：“绝不能把地球构造动力学搞成‘空理论’、‘花架子’。”在第四届会议上，他亲自邀请了石油工业部朱兆明总工和水科院夏其发总工，分别介绍石油开采工程中的力学和水库建设中的地球动力学问题，并实地参与了新丰江水库构造应力场及发震机制的力学分析工作。
王仁还组织了由北京大学与地球构造动力学专业组联合开办的地球构造动力学讲习班，在更高的层次上培训人才。
1989年3月，在王仁的建议下，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将“地球构造动力学直属专业组”改名为“地球动力学直属专业组”，使这一学科命名更加科学。王仁先生关心青年。他心中存有一大堆名单。每次学术会，他都要我们学会办公室多通知一些年轻人与会。他常常亲自为他们审查论文，纠正错误，并千方百计地减免他们的与会费用。记得有位成都地质学院的研究生，其论文中有些概念性的错误，王仁先生亲自写信促他参加会议，并不厌其烦地为他讲解。在讨论会上，他特别善于引导青年人提问题。有一次，一位研究生提出水在地球动力过程中会起什么作用的问题，王仁亲自组织作自由讨论。一时间学固体的、学流体的、学地球物理的各抒己见，直到深夜。在学术交流会后，他还常常组织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无记名投票选举3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好论文，评讲中，大家都受益匪浅。20多年中，地球构造动力学直属专业组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那种活跃轻松、奋发进取的学术氛围一直是它的特点。
王仁先生不仅是地球动力学的缔造者、组织者和学科带头人；早在学会成立初期，他也是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和塑性力学专业组的缔造者、组织者和学科头人之一。
王仁先生特别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他于1986年担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的理事。由于他的科学成就，1988年被邀请在第17届ICTAM大会上作题为“大地构造分析中的一些力学问题”的特约专题报告。1996年在东京召开的第19届ICTAM大会上，他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王仁以充任“桥梁”为己任，他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向国际介绍中国的工作，并争取各种机会和支持，把中国力学学会推到国际交流大舞台上。遵照周培源先生的嘱托，当林同骥、郑哲敏、王仁先后牵头负责学会的外事工作时，他们照例每年都要认真研究国际学术交流计划，如何申请项目，如何派出请进。每当王仁先生顶着风寒酷暑，骑着自行车，把一份份联络信件、表格送到我们学会办公室时，我们既感动又不安，多次请他不要自己跑了，打个电话我们去取。他却总是笑笑说：“我那里乱，来一趟我可以交代清楚。外事无小事嘛!”中国力学学会严谨认真的作风在IUTAM赢得了信誉，自第17届大会开始，中国获得了大会审查委员会赋予的地区论文预审权。对于IUTAM这样一个传统的、保守的力学奥林匹克，惯例只有美、英、俄、德、法、日、荷兰等少数所谓“实力国家”才有这一资格。2000年8月在美国召开20届ICTAM大会，由于王先生和《力学学报》编委们的努力，对中国的101篇投送稿，第一个完成了审稿任务，大会秘书长亲自来函表示感谢。
王仁先生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原则。就在美国西雅图ICTAM大会上，承办人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将台湾的青天白日旗插在了会场上。王仁义正辞严地提出抗议，并当众亲手拔下了这面旗。郑哲敏先生找来大会秘书长Moffet，重申联合国科教文会议决议：只接受中国台北的地区代表，台湾不是国家。
多年来，中国力学学会是全国性学会中开展国际交流最好的学会之一，受到中国科协的多次表彰。
王仁先生是多次国际会议的主持人：1991年的IUTAM金属多晶体塑性大变形本构关系讨论会、1997年的IUTAM带缺陷物体的流变学研讨会。尤其是1994年，经过多年准备，IUTAM国际地球动力学中的力学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了10个国家60多位学者出席，围绕地幔对流和全球地球动力学问题、大陆地球动力学及地震力学等专题开展交流。王仁院士主持会议，并作了“地球动力学的发展历史和当前中国地球动力学现状”的报告。曾融生、陈运泰两位院士分别对青藏高原地球动力学和中国地震力作了报告。会议论文在PAGEOPH上刊出，据说一出刊即告罄。王仁先生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学生纷纷前来与会。他们深情地向王先生举酒祝贺。王先生还给大家唱“两支老虎”，他把双手举在耳旁摇着，打着节拍，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数十年来，王先生历任《力学学报》 的编委、副主编，经他审过的稿件无数。无论他多忙，他总是对每一份稿件提出详尽明确的意见，并及早按期返回，从不拖拉。他重视科学普及工作，1999年他与钱令希、庄逢甘、白以龙四位院士联名建议在《力学与实践》杂志上开“科学家谈力学”专栏，并率先写了有关地震的文章，直到他病重，还在酝酿着继续写第二篇。
1990至1994年王仁任理事长，正当国家科教战线体制改革启动之初，受眼前利益驱动，“肥水不外流”等歪风盛行，又缺少公平争的机制，一时力学工作者拿不到科研项目，经费困难。加之力学专业纷纷收缩，大家十分困惑。王仁适时地带领第四届常务理事会，决议召开“力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发动力学界研讨力学学科现状，预测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他与郑哲敏先生积极介绍国家基金委有关力学发展战略大课题的调研分析。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如水利、机械、微电子等介绍新兴学科，又约请产业界座谈力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新的结合点与应用。他鼓励大家顺应形势，拓宽思路，迎接新的挑战。他说：“用改革的心态，创造生存的条件。”当我们跨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对科教战线支持力度的逐年加大，以及国家有关政策的逐步落实，再回头看当年走过的路，感到王仁先生确实站得高。
王仁先生为人正直，谦和诚恳，关心他周围的每一个人。
他兼任北京大学两个系的主任，本身科研教学任务很重，又兼任力学、地球物理两个学会，两个学报的领导工作，还加上大量的院士会议、基金委的工作，各种国内外学术交往和社会活动，大家都难以想象他每天是在怎样的忙碌中度过。但他总是想着我们这小小的编辑部和学会办公室。每当他到力学所来，必然要上四楼到学会办公室看看大家。他微微笑着，扬着眉毛，每回问着同样一句话：“怎么样，还好吧?”我们有时报喜；有时报忧。与他交谈，毫无拘束。90年代，学会办事机构和期刊编辑部同样遭遇经费和编制的困难，王先生一面为我们奔走，向有关方面争取支持；一方面鼓励我们走改革之路，想方设法，例如增加版面费、收取会费、扩大学术交流、争取外汇收入等。他领导常务理事会经过认真研究，通过了“中国力学学会组织工作改革的几点意见。”
一天，他带来一包国外期刊寄给他的审稿委托书和各种审稿单，上面画着红绿杠，还加着他亲笔题写的许多注解，他要我们参考这些以改进《力学学报》的审稿意见书。他说：“由于编辑不能提出明确要求，以致审稿人喜欢一般性地回答：这篇较好，那篇较差，但编辑们看了，仍是不知道这篇文章到底可否刊登，要不要修改，改哪里。”他要我们注意规范各种表格和起草能体现本刊方针意图的约稿信和审稿信。从此，我们很注意随时搜集浏览国外期刊，制订了我们的审稿、约稿信，并定期组织编辑部的业务学习。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在第17届 ICTAM大会上几位法国地球动力学专家约请王仁去实地考察阿尔斯构造带。王仁先生在头一天就通知了我。我知道，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我也知道，由于路远山高，只有一辆小面包车，而想去的专家很多，我已较长时间不搞专业了，实在不好意思去占这个位子。因此。那天早上我就在宿舍里安安稳稳地睡觉。没想到，一阵紧急门声，是靳征谟和尹详础在门口大声叫我：“你为什么不去?王先生在等你。＂我急忙跑去见到车子经发动，王先生在车外站着。我惴惴地解释，他大声训斥我：“正因为你是搞学会、期刊的，所以要多学习，懂吗!?”看来他是真的生气了。我们的小面包车沿着接近法意交界的阿尔卑斯山前行，公路把山体辟开，裸露出来。于是，古老而又年轻的阿尔卑斯造山运动的奇景就在公路一侧，像画卷一样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幅真实的、长达百公里的阿尔斯构造剖面图！这里包罗了地质构造课上讲过的几乎所有的构造运动模式：各种形态的向斜、背斜褶皱；漂亮得像花卷一样的旋卷构造；规则的覆瓦状构造、羽状节理、逆掩断层……坚硬的岩石被神奇的构造力像捏面团一样在亿万年的岁月中塑成了各种形状。我惊奇地赞叹着：“真是开眼界噢!”王先生见我那副兴奋的样子，他笑了。
2001年，学会推举院士的会议在力学所召开，王仁先生已是重病缠身，他打电话给郑哲敏先生请病假。会议刚开始，王先生却又来了，他脸色蜡黄，人特别瘦，却精神依然。在这次大会上他认真地介绍了高玉臣的材料，热忱地推举他。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理事会的工作。
回忆着与王仁先生相处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是那样的清晰、亲切，引起我无限的思念之情。不敢相信，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知道，他对我们的种种爱护、教育与培养，是出于他从事师职的天性；是出于他无限热爱力学事业的一颗拳拳之心。
如今，可以告慰王仁先生的是，在中国科协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学会办公室和编辑部已今非昔比，老的一批工作人员已经退下，年青的一批专业人员已补上来。先进的办公设备，人人一台微机，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
忘不了他，王仁先生水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