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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表流芳——回忆敬爱的王仁先生

杨挺青
武汉市华中理工大学力学系,武汉 430074

2000年8月底至9月初在美国芝加哥参加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2000大会期间,我和王先生多次讨论到材料特别是聚合物蠕变研究问题。王先生说,他将于10月回国,要看我最近汇集的粘弹性蠕变方面的有关材料,准备组织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委员会争取列一个重点项目。10月下旬,我电话问候,师母张先生接电话,她低声告诉我:先生回来后体检,“身体很不好!”听到师母强调了“很”字,我当时心境一沉,但和王先生讲话时,大家都若无其事。此后多次电话问候中,有两次和先生讲了话。最后次与先生联系是春节期间,他在电话中说了较多话,谈到搬了新居,要我注意身体。这次主动对我说:“我现在中西医结合,要把那个东西、一个小东西消灭掉!”先生很有信心,我第一次面对他本人谈及此事,一下不知说什么好,先生坚毅乐观的精神感染着我,连声答“好”,“好”!2001年3月19日我和罗文波去北京协和医院看望王先生,虽然先生已处于垂危之中,但却能清楚地对我们说,“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衷心祝愿先生早日康复!

2001年4月8日,敬爱的王仁先生与我们永别了,我因故没能到北京送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浮想联翩。认识王先生四十多年来,先生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平易近人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宽于待人和关心后人的长者风范,扎实严谨的治学风格,为提高我国的学术地位拼搏奉献的光辉形象,常常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先生成为我终身学习的楷模。

我于1963年9月至1964年8月在北京大学数力系进修固体力学,当时数学力学系在昌平,老师们多住在南校,每天有班车去。当年王仁先生讲授弹性力学,用的是先生亲自刻蜡版印的讲义,每一堂课都很认真,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我除上课认真听讲外,每次作业做得也较认真,有的题目试用几种方法去做,王先生和担任辅导的郭仲衡老师说我肯思考、有进取精神。当年我同时进修黄文彬老师讲授的塑性力学,沈立老师教的结构理论,还听物理系的数学物理方法,有时还去参加一下讨论班,干劲比较大。王先生得知我已成家并有个两岁的孩子,在寒假春节期间没有回武汉而在昌平读书,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给我鞭策与鼓舞。后来,王先生在北大力学系成立40周年的文章中谈及当年的进修教师,其中还提到我的名字。自北大进修回武汉后,我经常会回忆起昌平的岁月,北大学系老师们的教诲与友情,我永志不忘!对我来说,在北京昌平是拼搏的岁月,极少有过星期天和假日,在那里读书做事都很认真,得到老师们的许多帮助与鼓励。因而,我还经常缅怀周培源、沈立、郭仲衡等老师,特别是王仁先生!

十年动乱时期,听说王先生受诬陷为“特嫌”。文革结束后,王先生一次来武汉时在我们家里谈起受到的迫害时,说情况反复,他“一下‘咸(嫌)’了,一下‘淡’了”我们家人都对王先生的豁达大度表示深深的敬意!王先生谈笑自若,很亲切随和。吃饭时有颗花生米掉地上,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一边说着这是老百姓的劳动果实边拾起来送入口中。王先生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常使我们一家人为之十分感动。

1981年9月,美国在布朗大学召开第18届工程科学年会,我当时在美国新泽西州洛格斯大学作访问学者,会上见到敬爱的王先生,不期而遇,非常高兴。先生诚地教我如何听报告、参加讨论,给我许多教诲和启示,还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他们多是力学界的知名学者。当时听先生的老同学谈起,王先生在美留学期间不但学习勤奋、成绩优秀,而且很爱好体育活动,足球踢得不错。当时先生年届花甲,他神采飞扬,豪爽地大笑,仿佛是足球场上的一名勇士。先生小声对我说:“现在我知道有好的足球赛还争取看(电视),看完后再加班做事情”,表明他对足球的热爱。

1990年9月,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在波兰克拉科夫召开第四届结构蠕变科学研讨会( IUTAM Symposium on Creep of Structures),在1989年末,会议主席除邀请王先生外,并请他推荐一些我国学者参加。根据 IUTAM规定,这个会每10年开一次,前三次分别在美国斯坦福(1960年)、瑞典哥德堡(1970年)和英国菜斯特(1980年)召开,我国学者没有机会参加。王先生认为这次应该争取去,联系了些同行,约我合作投稿,当我先后把英文摘要、论文全文寄给先生时,他都认真修改、提出宝贵意见。后来,那次会从大陆去的只有我们一篇合作论文。王先生为IUTAM的事先期到了波兰,当我到克拉科夫报到时,会务组说王先生已为我办好了有关手续、和他同住一个房间,我当时心里很感动,又很高兴。每次会议王先生都很认真,细心听报告,积极参加讨论。我作完报告以后,他对我加以鼓励。有一次组织去参观盐矿区,我们下到几百米地下在巷道中行进,我本想照顾一下年近七旬的王先生,但先生步履轻松、精力充沛,反倒经常提醒“注意头上”、“看脚下”,不断地关照我们。和先生日夜共处一周,使我更深切感受到先生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会毕分手后,我去德国顺访,先生去华沙大学等地讲学,说来很有缘分,9月下旬回国时,我们在莫斯科机场转机时又相遇了,并乘同一班机回来。先生对人体贴入微,在飞机上就先了解我到北京后去那里,到首都机场后,要我搭乘接先生的小车先送我到学院路,然后他才回家。

1990-1994年,王先生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长者风范,执着的学术追求,为加强我国学者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往、提高我国的学术地位,不遗余力地拼搏奉献,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是常务理事之一,兼任了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固体力学学报副主编,有许多会议上接触或汇报工作的机会。此外,1992年参加过王先生和D.C. Drucker在北京主持的 IUTAM有限变形本构关系科学讨论会,1993年夏天曾一同到日本参加清华大学徐秉业教授和三重大学德田正孝教授组织的学术讨论会,1993年冬一起和全国许多同事赴台湾参加台湾大学应用力学所成立十周年活动,等等。其中,联系最多的莫过于IUTAM带缺陷物体流变学科学研讨会的前前后后。

1993-1994年间,袁龙蔚先生和我联合提出中国力学学会向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申请在我国北京筹办“带缺陷物体流变学科学研讨会”,经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议案后,时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的王先生亲自修改申请材料,多方征求意见后报出。当时 IUTAM国际科学研讨会竞争很激烈,初评结果出来后先生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介绍初评分为三类:一类是评审小组推荐的;二类是评审小组推荐给理事会讨论取舍;三类是不合格的;但都要经过 IUTAM全体理事投票。我们申报的研讨会初评为二类+,算是比较好的,处于被录取的边缘。这需要王先生在理事会上去解释、答辩和宣传。为了争取成功,王先生广泛收集国内流变学研究成果,写出发言稿,做彩色胶片,在先生的努力下, IUTAM理事会投票通过了由中国力学学会在北京召开“带缺陷物体流变学科学研讨会”(IUTAM Symposium on Rheology of Bodies with Defects,1997,Beijing),王先生担任主席。这是先生在我国主持的第三个 IUTAM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了筹备会议,从科学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发出邀请信、国内论文和参加者,怎么样发出几轮通知等等,先生都是事必躬亲,无不精心策划与安排。例如,为了摸清国际上的研究情况,先生花了好几天时间查阅1994-1995年《Appl. Mech. Rew.》等期刊上许多有关条目,整理出一份详细材料,再要我们一起讨论,并提出发邀请信的名单。在许多书信来往中,使我更深切体会先生对科学事业的极大热忱、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对我们晚辈关心备至,有时在信中要我“善自保重”,先生特意在“自”字底下加了个小圆圈,充分体现了对学生的无限关怀。在会议期间,从组织报告、开展讨论、外宾接待以至一些会务安排,王先生提出许多具体的宝贵意见,使得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后为了出版好IUTAM统一规定的英文论文集,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在国外休假也抓紧工作。按照IUTAM指定出版社出版《固体力学及其应用》系列的要求,也给我许多电子邮件转给有关同事,有的作者补充修改了三四回算最终清稿定稿;有的参考文献是中文的一定要作者注明,而且是“in Chinese”还是“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都要分清楚,真是一丝不苟!

1999年11月第6届全国流变学学术会议在华中理工大学举行,我任本届会议主席。年近8旬的王先生在百忙之中前来指导,作了内容丰富的大会报告“固体流变力学的几个问题”,参加颁发首届“中国流变学青年奖”;在会议开幕式上还和国际著名计算力学专家、美国工程院院士卞学璜教授,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等会面交谈;分组的报告会上,先生还带领他的研究生和与会同仁进行学术交流,并对会议文集作了充分的肯定。这次会议,师母第一次陪先生来武汉,会后和近60名与会者同去三峡考察与观光,宏伟工程,山川秀美,令人心旷神怡,两位高龄先生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始终步履矫健,神采奕奕,我们大家惊叹不已!事后先生在信中还专门提及“实在是永世不忘的精彩之旅”。

王先生对我国力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毕业的精力,我还有许多切身的感受。例如: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湖北省力学学会、武汉力学学会工作;到过武汉多所学校进行学科建设的指导和开展学术交流;多次到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多所学校作学术报告;主持或参加重大课题论证会;等等。在1993年湖北省力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时,先生写道:祝愿我国力学工作者为四化作出更大贡献!

敬爱的王仁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以上内容出自:《仁厚笃实的一生:王仁先生纪念文集》,气象出版社,2002 年